我想从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根本的问题谈起：一个国家能否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依然葆有自身本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化似乎被描述成唯一可行的现代化道路。所谓发展，似乎不仅意味着工业化、技术进步和制度转型，也意味着逐步接受西方的文化模式、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中国经验对这一预设提出了有力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正在于它既充分拥抱现代化，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文化身份和文明根基。正因如此，我认为，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早已超出中国自身范围。

20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特别是在有幸长期生活在中国并走访过中国几乎所有省份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有些东西仅靠统计数据是无法充分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科技、制度、文化等多重维度协同推进的进程。在城市、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技术能力发生巨大变革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始终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展开持续对话。我认为，这种对话对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意义远远超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本身，它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否立足自身历史经验来认识和解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意味着现代化不能简单依靠外部输入，而必须由自身主动建构。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就是，一个能够理解自身历史的民族，也更有能力想象自身未来。

传统与创新常常被视为彼此对立的力量，但中国经验表明，这种对立并非必然。一个文明完全可以在保存自身历史记忆的同时，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再生能源、先进制造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同时也在重新认识和激活自身的古典哲学、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这种结合并非偶然。创新同样需要文化自信。一个清楚自身从何而来的社会，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世界未来走向带来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人工智能不仅将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也将改变教育、传播、文化，甚至改变社会理解自身的方式。因此，技术发展不能同文化反思和伦理思考相分离。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技术能够做什么，更是我们希望技术应当做什么。文化也因此成为技术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维度。

在中国，可以观察到这一新范式的现实具象。如果说“福特时刻”标志着大规模生产的革命，“斯普特尼克时刻”代表着抢占技术前沿的竞速，那么可以认为，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属于中国的时刻：它意味着同时实现创新突破、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生态化整合，并持续降低日益复杂技术的成本。但这种时刻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中国自身，如果这场技术革命能够将合作、互利、共享发展的理念有机结合，它将推动形成新的历史交汇，人工智能、机器人、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的进步，将成为缩小而非扩大国家间差距的工具。我认为，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愿景，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也会通过中国“十五五”规划以及面向2049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充分体现。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场转型开启了历史性机遇之窗：我们不再只是其他地区研发技术的接收者，更能够在坚守自身身份、自主权与本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主动参与到共建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2026年9月6日，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国内有关研究机构、高校以及海外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和嘉宾约130人出席。图为研讨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我还想结合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分享另一点体会。中国的文化力量并不来自单一化。在走访中国各地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不同地区、不同传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丰厚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能够把这种多样性同共同的国家目标结合起来，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值得关注的特点之一。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消除差异，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多样性能够服务共同事业。这一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从拉丁美洲视角看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的国家也曾用两个世纪的时间，反复思考现代化、发展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发展理论，被包装成普遍适用的公式。拉丁美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并不存在自动适用的道路，每个国家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文化主体性并不等于文化封闭。相反，真正的文化自信能够使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展开更深入的对话。一个对自身充满自信的国家，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而不必简单模仿其他国家。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应当复制中国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而是因为中国经验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而全新的范式能够促使这些不同发展道路相交相融，走向的不是同质化，而是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对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所作出的重要思想贡献。

从这个层面和角度来看，这也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维度。如果不同文明拥有不同的历史轨迹，那么国际关系就不应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某一种文明代表着所有其他文明的共同终点。相反，国际关系应当建立在对话、互学互鉴和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理念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相关，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也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在国际秩序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文明间对话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不平等、大流行病、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无法由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单独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合作，而可持续的合作又必须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尊重首先意味着承认不同文明都有权把自身经验、价值观念和思想传统贡献到全球解决方案的建设之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评价现代化不能只看它创造了多少财富，更要从根本上看它能否改善人民生活。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都是工具，人的发展才是目标。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维度，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关键；同时，它也同中国政治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传统相呼应，即治理最终应当以人民福祉为根本依据。没有人文关怀的技术，可能加剧不平等；没有文化根基的发展，可能导致精神疏离；不尊重多样性的全球化，可能引发对抗。因此，现代化不仅需要技术能力，也需要文化自信、伦理责任，以及对我们希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形成清晰认识。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否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依然葆有自身本色？中国经验表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许，这正是我们今天理解文化主体性最深刻的意义之一。文化主体性不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把传统转化为现代化的创造力源泉。它不是要在国家身份与国际合作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从自身身份出发参与世界，同时尊重他者的身份。它也不是要在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让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福祉。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这一讨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同样需要重新获得一种能力，从自身历史、自身文化和自身利益出发思考发展问题。应向所有文明学习，同所有地区合作，同所有知识中心交流，但绝不能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意味着在不丧失自身的情况下走向未来。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新一轮技术里程碑，其秉持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使它有望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迈向全新历史交汇的一环。在一个日益多极化、技术互联更加紧密、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激烈的世界中，这种能力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之一。

（原文刊发于《求是》202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