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生物角膜、做人工角膜……很多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可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再也不想看到患者那种无助的眼神了，不想再对一个等待角膜很多年的患者说‘再等等，快到了’，不想再让一个已经失明17年的父亲，连自己孩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等’这个词，在医院里是最残忍的。所以，我这辈子所有的科研成果，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让患者少些等待。”

7时30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医院）病房楼走廊里，一个身影准时出现。67岁的医院院长史伟云换上白大褂，径直走向病房——这是他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要我在医院，就会第一时间去查房。”史伟云语气平常地说。

前不久，史伟云牵头完成的“眼角膜供体替代产品关键技术体系及临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但从北京领奖后回到济南的第二天，史伟云又照例回到医院，工作节奏丝毫未受影响。查房、门诊、手术——这是史伟云日复一日要完成的“三部曲”。作为国内极少数独立完成各类角膜移植手术超万例的专家，他每年开展复杂眼科手术2000余例。史伟云常说，眼科医生的天职就是为患者守护希望之光。这束光，他已守护了四十余年。

向角膜盲发起“三大攻坚战”

角膜，这层厚度仅500微米的透明薄膜如同照相机的精密镜头，是光线进入人体眼内成像的“窗户”。当角膜因外伤、感染或先天病变失去透明度，患者的世界便如同蒙上浓雾。

在我国，约有400万名角膜盲患者，青壮年占比居高不下，儿童患者约占15%，每年新增患者数以20万计，但其中真正能接受角膜移植手术的不足1万。角膜病，成为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更因“可治而不得治”成为最令人揪心的致盲眼病。

“每次看到患者因为等不到角膜而眼球萎缩，那种无力感是最痛心的。”这份痛心，驱使史伟云带领团队向角膜盲发起了“三大攻坚战”。

第一战：生物角膜——给猪角膜办一张“移民签证”。人角膜供体长期匮乏，约90%的角膜盲患者只能在黑暗中等待。史伟云团队将目光投向了猪角膜。猪角膜从透明度、韧性等多方面都适合作为人体角膜替代品，但异种免疫排斥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要让猪角膜适用于人体，相当于把一条鱼的鱼刺剔干净，还要保持鱼的整体形态和结构。”史伟云形容。

基于此，团队在全球首次提出“胶体渗透压调节的脱细胞理论”，研发脱细胞保护液，有效去除猪角膜中的异种细胞和抗原，同时保持其显微结构和透明度。经过十余年、上千次实验，团队终于成功拿到全世界第一个猪角膜临床注册证，使我国成为首个实现生物工程角膜临床应用的国家，解决了30%可治角膜盲患者的复明问题。

第二战：人工角膜——在“绿豆”上盖房子。有15%的终末期角膜病患者，因泪液、眼睑和眼球结构异常，植入的人角膜或生物角膜无法存活，人工角膜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仅美国有人工角膜产品，且对中国存在技术封锁。

“把人工角膜技术学回来。”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史伟云的导师谢立信教授交给他的任务。2000年，史伟云赴美国跟随世界角膜病专家赫伯特·考夫曼进修；2015年，史伟云与国内企业合作，踏上自主研发之路。

人工角膜最核心的部件是镜柱。镜柱仅绿豆大小，研发人工角膜需要在上面进行精密雕刻，难度堪比在绿豆上盖一栋建筑。经过5年多的攻关，史伟云团队围绕工艺、材料、厚度、内应力等难题先后实现突破，研发出的人工角膜六项性能指标优于美国产品。2021年，这一国产领扣型人工角膜获批国家III类植入性医疗器械注册证，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自主生产人工角膜的国家，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第三战：角膜保存液——为赢得光明争取更多时间。以往，捐献的角膜取下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移植，否则角膜的内皮细胞将失去活性。史伟云团队在谢立信院士1981年研制角膜保存液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创新，将角膜保存时间延长到2周左右。该角膜保存液是我国当时少有的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也破解了“只捐献角膜、不破坏遗容”的原位捐献技术体系的瓶颈。

上述围绕生物角膜、人工角膜和角膜保存液开展的体系性研究，让中国角膜病防治成果走向世界。凭借这一系列创新成果，2026年6月，史伟云作为第40届世界眼科大会角膜病分会主席在大会上受邀发言，系统介绍中国角膜病领域近十年来的重要进展，向世界展示守护光明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再培养千万个“史伟云”

“技术难题基本破解了，但新的挑战摆在眼前。”史伟云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人工角膜，即眼睛的‘镜头’，但全国能熟练完成移植手术的‘高级修理师’却不超过100人。”于是，“传帮带”成为他另一项重要使命。他牵头开办国际角膜移植手术培训班，培训国内外角膜移植医师超300人，带领团队制定角膜疾病诊治专家共识和指南21部，毫无保留地将数十年经验传授给年轻医生。“我一个人做一辈子手术也只能做万余例，但如果能培养出一千个‘我’，就能让光明传递给千百万人。”迄今，史伟云已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百余名，其中不少已成为国内眼科领域的中坚力量。

而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患者，史伟云始终倾注着最大的关怀。

2019年，来自新疆和田的牙森在家人搀扶下走进史伟云的诊室。他6岁起因角膜炎失明，先后接受多次常规角膜移植均未成功，失明长达17年，连小女儿的模样都未曾见过。史伟云为他植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角膜。术后第一天，牙森视力即恢复良好。如今，他已能骑摩托车、种葡萄，实现了劳动脱贫致富。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来自河南平顶山的亚飞失明2年，史伟云为他移植人工角膜，让他重见光明。新疆青年麦图迪在史伟云的手术刀下复明，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儿女。

在手术台之外，史伟云还牵头成立关注“来自月亮湾的孩子”互助团体，为罹患先天性角膜皮样瘤的儿童提供绿色就诊通道，发明了角膜供受体精确匹配的角膜移植手术，术后并发症几乎为零。

作为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科学分会首届主任委员，史伟云特别注重对国内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帮扶。他带领眼科志愿专家团队走过新疆、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青海、西藏等地，带动民族地区眼科事业发展，提升基层群众眼健康福祉，推动民族地区眼科能力建设，牵头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眼科人才培养与眼病筛查帮扶项目，为民族地区眼健康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了大量工作。

同时，在他的引领下，山东省眼科医院建立“山东省眼库”，推动千余名角膜盲患者重见光明。

“治眼疾如若文火炖蹄膀”

史伟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这个位于黄山脚下的小城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也是史伟云的医学梦开始的地方。1977年，他考入徽州卫校，毕业后进入黟县县医院外科。在基层医院工作期间，虽然条件有限，但史伟云还是抓住一切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很早即能开展角膜移植手术，也使县医院眼科在徽州地区名声大噪。

1989年，30岁的史伟云考取了谢立信院士的研究生，从此跟随老师完成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业，并留在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因为基础差，所以我需要比其他同学更加努力，工作也比别人多干一些。”史伟云努力夯实自己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厚积薄发，逐渐跻身全国角膜病领域的前列。

史伟云说，他从不把医生当职业，而是将它当成事业。为了做个好医生、做好每一台手术，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极简的生活方式：“角膜极薄，前弹力层只有10微米，医生的手抖动一丝一毫都可能对患者产生极大影响。”史伟云喜欢做饭，他会用烹饪的智慧比喻行医的心得：“治眼疾如若炖蹄膀，蹄膀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慢慢炖——要认真对待，不能敷衍了事。”

作为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史伟云始终将角膜病防治和全民眼健康放在心上。他连续多年建议为器官捐献立法、完善角膜捐献流程，推动生物角膜和人工角膜更快更广泛地普及。他还多次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建议，呼吁建立罕见医疗器械快速审评通道，回应临床急需，得到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一项统计报告表明，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盲人，一年要多支出约15万元。我们治好一个盲人，不仅能省下这笔费用，还能让他去创造更多价值——这也是一种精准扶贫。”史伟云说。

1年前，史伟云曾受邀参与央视《健康中国》栏目录制。他在演讲中提到：“大家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我们这些眼科医生，就是擦亮窗户的人。从最初的束手无策，到今天拥有了捐献角膜、生物角膜、人工角膜‘三位一体’的治疗体系，这背后，是几代中国医疗科研工作者的薪火相传和不计得失的埋头苦干。”

从安徽黟县的小城青年，到世界角膜病领域的中国名片，史伟云用四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把一份事业做到极致”。走廊尽头的手术室里，无影灯再次亮起。史伟云戴上手术显微镜，手持柳叶刀，又一次站上了他为之坚守半生的“战场”。那里，有他守护了四十余年的光，还有无数双等待光明的眼睛。

这些年，就是为他们拼一个“盼头”

我常想，做医生究竟是种什么体验？

是站在手术台前，灯亮起来，周遭安静下来，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和显微镜下的方寸世界；是即便脚下有无数荆棘，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让眼前的患者尽快看见这个缤纷的世界。

我的本事是患者教出来的

刚做医生时，我以为学医就是学一门手艺，把疾病治好，患者出院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后来才明白，医学不是修机器，是在和人打交道。机器坏了，换一个零件就行；人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的人生就变了。

疾病给人带来的变化，不是病历上几行字能写清楚的。它是一个家从此有了拖累，是一个人从此不敢出门。病长在眼睛上，痛苦却不只在眼睛上。

我不喜欢听别人说“神医”“圣手”这样的字眼，这些话把医生抬得太高了。其实，医生不过是比患者多学了些知识、多做了几台手术。真正的本事是患者教出来的——治疗的患者多了，就知道什么方法有用，什么方法没用；用心观察，才知道并发症怎么回事，患者的难处在哪。

因此我说过一句话：我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是从患者那里得来的——这并不是客套话。

“等”这个词是最残忍的

对医生而言，最难的不是累，而是你知道前面有路，却走不过去。

20世纪90年代，我见过一名角膜穿孔的患者，他的眼睛马上就要保不住了。可那时没有角膜供体，我眼睁睁看着他眼球萎缩，心里像在被刀割。患者不知道，其实我们比他还急。有些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就是那双眼睛。一名医生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不是手术失败，是你明明知道怎么救他，手里却没有任何可以救他的“武器”。

后来，我们做生物角膜、做人工角膜，很多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可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再也不想看到患者那种无助的眼神了，不想再对一个等了很多年的患者说“再等等，角膜快到了”，不想再让一个已经失明17年的父亲，连自己孩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等”这个词，在医院里是最残忍的。

所以，我这辈子所有的科研成果，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让患者少些等待。

他出院时脚步飞快、头也不回

做医生要有敬畏心。角膜中央只有半毫米厚，你要在这么薄的东西上动刀，一毫米都不能差。手一抖，患者可能就要面对一辈子的黑暗。这种压力不是恐惧，是敬畏。哪怕你做过一万台手术，对待第一万零一台也要像对第一台那样，术前在心里过一遍流程，知道从哪下刀，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准备好了再做。

一台手术可能几十分钟就结束了，但对一名患者而言，这几十分钟可能是他后半生的转折点。

我见证过许多盲人复明时的场景，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傻傻地站在那里，伸出手说：“我能看见了，我还能看见。”记得还有一名患者，拆线后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脚步飞快，头也不回。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他要回去干活了，他有盼头了。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医生的幸福很简单，就是看着患者健康地走出医院的大门。

人这一辈子，贵在专注。我总对学生说，不要什么都想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你就赢了。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治角膜病。几十年来，治病靠的就是专心。专心做一个领域，专心治一类病，专心把眼前的患者治好。这个“专”字，比什么聪明才智都靠谱。

前不久，我查房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做完人工角膜移植的第二天，他对我说：“史院长，一个人要是看不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说完，我眼眶都热了，回应他说：“您放心吧，看得到了。”我知道，这句话是让我自己安心，也是让患者安心。患者最需要的，就是医生对这台手术的坚定和把握。

我这一生都在和黑暗赛跑。要问我这些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会说：当医生最好的回报，不是治好了多少病，而是那些被你治好的人从此拥有了和过去不同的人生。一名医生能力的极致不是技术的极致，而是对人的温暖和关怀。

文：健康报特约记者 郝金刚 通讯员 汪心海

编辑：魏婉笛 郝松直（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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