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首次深入广袤的亚马孙森林，对巴西所蕴藏的自然财富及其巨大的开发潜力深感欣羡。两年前，我再度踏入巴西的亚马孙雨林，此次则是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如何保护这片人类共同遗产，以及中巴文明交流互鉴如何助推其永续发展。
从“羡慕开发”到“共谋保护”，这一态度的转变本身即折射出中巴文明对话的深层命题：两种不同的文明理解方式，如何在相遇中生成新的可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应对激烈转型中的文明内涵与发展议程？
在巴西语境中，“文明”总体上与“野蛮”相对立，“征服野蛮”或从“野蛮”中生发被视为文明化的过程。19世纪巴西政治辩论中，“文明与野蛮”或“文明与腹地”曾作为核心分析概念，用以理解帝国时期的社会变迁。这种文明观与欧洲进化论思想深度交融，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蒙昧、文明”三个阶段，认为文明意味着知识、组织与技术的创新。
理解这一观念，需回溯巴西的殖民历史。葡萄牙、西班牙人登陆南美大陆后，“文明”的话语便与“征服”紧密捆绑：征服原住民、开垦荒野、砍伐森林，均被叙述为将“野蛮”带入“文明”的伟业。这种叙事并未随殖民时代的终结而消散，而是沉淀为巴西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法性来源。开发亚马孙在当代巴西政治话语中，仍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奠基仪式，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明姿态。
中国的“文明”概念则截然不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连续性。在数千年历史中，中华文明是自生连续未断裂的、累进的，且不断吸收和转化他者文明的过程。从农耕文明的精耕细作，到儒释道的交融共生，再到近代以来对西方思想、哲学、知识、技术的消化吸收，中国文明的核心逻辑并非“征服—被征服”的二元对立，而是“累积—转化—再生”的连续演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生生不息的民族连续性、静水流深的文化连续性和亘古亘今的国家连续性上。土地制度、乡村治理、生态观念，均是在这一逻辑中层层叠加而成。
文明因交流而相识，因互鉴而进步而创造。两种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但存在显著差异。承认差异，才是真正的平等。当不同的“文明”概念在对话中相遇，我们需要在不同中寻找交流互鉴的具体路径与方法，而非用一种话语去覆盖另一种话语。
我们团队创立了“文明—生态—食物—乡村耦合治理”四维分析模型，其核心方法论在于：用“总体性稳态文明”与“碎片化流动文明”这对概念，来解释两种文明形态各自的演进逻辑。
中国是数千年连续积累形成的总体性稳态文明。所谓“总体性”，是指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各子系统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高度耦合、相互支撑的自我维持系统；“稳态”则指这一系统虽历经王朝更替与外来冲击，其底层逻辑依然延续，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自我修复与升级。
以华北平原为例，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村落共同体的治理结构，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形成了一种高度稳定的社会—生态耦合系统。历代王朝持续调整土地分配与赋役征收政策，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再到“摊丁入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农业文明孕育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官治与乡治互补的基层治理传统，是上层政治体系虽屡经重构但乡土秩序从未整体断裂的重要原因。即便经历王朝更替与外来冲击，这一系统的底层逻辑依然延续，并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自我修复与升级。
巴西则是殖民历史切割形成的碎片化流动文明。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在巴西建立第一块殖民地起，巴西便保持了大地产制，即少数奴隶主拥有大片土地。这一制度绵延数百年，牢不可破。即使到三百年之后，巴西以非暴力形式从殖民者手中获得国家独立，大地产制仍然原封不动地得以保留。从巴西土地集中的基尼指数高达0.57、全国1%的人口掌握46%的国土面积。大地产制度、族群分化与生态理念的断裂性是结构性的。一旦条件成熟，“征服野蛮”或“开化文明”，即开发亚马孙仍被认为是巴西国家主权的奠基仪式。
这两种形态，并无优劣之分，但存在显著差异。承认差异，才是真正的平等。所谓“双向奔赴”，对中国而言，是去理解巴西如何在自己的碎片化中寻求整合，研究家庭农业如何在挤压中生存、“零饥饿”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原住民社区如何在开发压力下守护自己的生态知识。对巴西而言，则是在中国这个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体中寻找参照，不是照搬，而是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土地制度可以不是大地主式的，乡村治理可以不是依附式的，生态保护可以不是与开发对立的。
对双方而言，交汇点是在亚马孙雨林与华北平原之间，寻找人与自然共存的“第三方案”。这一“第三方案”既不是巴西式的“征服野蛮”的开发逻辑，也不是简单复制中国经验，而是在两种文明逻辑的对话中，生成一种既尊重巴西本土现实、又吸收中国总体性稳态智慧的新路径。
第一，容纳差异而非抹平差异。我们的数据库与分析模型，应让中巴两种话语体系的数据在同一平台上对话，而非将巴西数据塞入中国框架。这意味着，在指标设计、概念界定、数据采集等各个环节，都要充分尊重巴西本土的知识分类与表达方式。例如，巴西“家庭农业”与中国“小农经济”看似相近，实则背后的土地制度、政策逻辑与社会认同截然不同。若简单等同，便会遮蔽真正的差异，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
第二，从“传播”转向“翻译”。不是把中国的成功故事讲给巴西听，而是把中国的治理逻辑“翻译”成巴西可以理解的问题意识，同时把巴西的本土实践“翻译”成中国学者可以分析的学术话语。中巴人文交流源远流长，自16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延展至巴西，两国人文交往已近五个世纪。我们在巴西高校开设的当代中国学课程，重点放在“中国为什么这样走”——这正是翻译，而非传播。传播是单向的，翻译是双向的；传播追求说服，翻译追求理解。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让巴西学者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也才能让中国学者真正读懂巴西实践的本土意义。学者的使命是彼此读懂彼此，构建南方国家自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三，整合队伍，培育新一代“翻译者”。2025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联合共建的“中国—巴西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在里约热内卢揭牌成立。中心将整合四校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领域学科资源，构建深度学术协作网络，着力打造中国—巴西青年交流、教育协作、人文对话与文明互鉴的新型平台。这一平台将成为当代中国巴西学者与当代巴西中国学者的交流平台，组建巴西研究中国学者网络，支持中国研究巴西网络，培养一批既懂中国又懂巴西、既懂学术又懂田野的复合型人才。这些“翻译者”不仅要掌握语言，更要理解两种文明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困境；不仅要能做书斋里的研究，更要能走进亚马孙的村落与华北的田野。唯有如此，非对称的双向奔赴才能真正落地。
中国文明五千年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从不靠征服他者来确认自己，而是在与每一个相遇的他者对话中，生长出新的可能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巴西文明五百年告诉我们：被征服的历史可以转化为反征服的资源——“大地母亲”“美好生活”正是殖民废墟上生长出的抵抗性文明话语。
这两种文明智慧，恰恰构成了“第三方案”的思想资源：中国提供的是“连续—转化”的总体性稳态逻辑，巴西提供的是“断裂—抵抗”的流动逻辑，二者在对话中相互补充，共同指向一种超越“征服/被征服”二元对立的新可能。
当两种文明相遇，它不该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教化，也不该是“古老”对“年轻”的施舍。它应该是一场非对称的双向奔赴——各自带着历史重量与现实困境，在相遇之处，共同寻找超越既有框架的新可能。这场奔赴没有终点，但每一次真诚的相遇，都在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增添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刘金龙，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巴西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