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在云南大学举行。论坛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与《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传播实务界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围绕数智时代边疆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展开研讨。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段兴武表示，边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开展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社交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媒介力量正在重塑信息生产、流动与接收的全链条。立足本土场域，反思传播理论范式，挖掘边疆传播实践经验，构建适配中国国情与区域语境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已成为新闻传播学、边疆研究、区域国别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云南大学2016年成立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并依托南亚东南亚大学联盟持续推进跨境高等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希望以论坛为契机，深化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之间的协同合作，推动边疆国际传播研究由经验描述走向理论建构、由个案观察走向比较对话。
《新媒体与社会》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耘耕表示，边疆是国家的门户、文明的走廊和传播的界面。数智时代的跨境信息流动、平台化传播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在深刻改变边疆地区的传播生态。边疆不是传播的“末梢”，而是国际传播的“前沿”；不是叙事的“边缘”，而是文明互鉴的“界面”。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应扎根边境口岸、跨境社区和媒体一线，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研究范式创新，关注多元主体的在地实践，并通过跨机构、跨学科、跨区域协作培育青年人才。
主论坛上，与会学者从文化领导权、边疆叙事、文化转译、跨国基础设施、边境空间、传播效果、口岸研究和人才培养等维度，探讨边疆国际传播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以长征话语建构为例，阐释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实践逻辑。她提出，事实与意义之间需要通过话语实践建立联系，传播资源相对弱势并不意味着必然失语。国际传播应增强议题设置和意义生产能力，主动把握命名权，通过议题升维、叙事建构和多元信源提升传播的解释力与可信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毅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角度分析边疆叙事的世界表达。她认为，边疆叙事兼具连接古今中外、展示发展成就、呈现治理经验和讲述个体命运等价值。当前边疆主题出版仍存在叙事、翻译和渠道等方面的落差，以及重项目申报、轻传播效果等结构性问题。为此，应推动叙事由奇观化转向共情化，吸纳对象国作者、译者和专家参与共同生产，并依托本土出版机构、数字分发和读者社群完善海外传播渠道。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陈虹教授提出，边疆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叙事转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替换，而是重新编码、文化调适和意义再生产同步展开的过程。文化叙事进入新的传播环境，需要依次处理文化语境、认知语境和价值语境之间的关系，使传播内容能够进入受众既有的知识结构，并在持续互动中形成意义协商与价值连接。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丽萍教授以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为例，讨论后殖民语境下跨国基础设施的“软联通”困境。她认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对接，是连接基础设施“硬联通”与民心相通的重要治理中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应充分重视东道国的历史记忆与主权敏感性，以公开透明、持续协商和双向共建，把对抗性争议转化为可以讨论和解决的具体问题。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仕勇通过中越边境村落的田野研究，考察边民如何借助口头传播、短视频、即时通信和仪式活动生产、感知与协商边界。他提出，边界不仅是地理和制度的界线，也在日常传播实践中持续生成；数字媒介重新组织了边境空间的远近关系，使边境成为国家空间与生活空间相互交织的“交界空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侯迎忠教授分析东盟英文媒体涉华报道后提出，东盟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具有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提升面向东盟的传播效能，需要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常态化沟通，推动中国智库与东盟本土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并让企业、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声音更充分地进入跨文化传播过程。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鹏从受众视角反思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的方法论演进。他认为，不能把定量、定性等研究技术与特定方法论立场简单对应。国际传播效果研究既要关注技术和方法的更新，也要考察知识生产的前提，重视受众的意义生产，并允许具体的受众经验修正研究者的预设。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陈静静基于对中老、中越、中缅边境口岸的调研，提出将口岸理解为组织跨境关系的“传播界面”。她指出，口岸研究的意义，不是为既有国际传播研究增加一个边疆案例，而是推动研究从“口岸里的传播”转向“口岸本身如何传播”，从对传播内容的研究转向对传播条件与关系组织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主体的流动性如何被差异化生产，从而推动国际传播研究从聚焦信息跨国传递转向探索跨境关系如何被物质设施、制度规则、数字系统与日常实践共同组织。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杜松平结合新疆新闻传播教育实际，分析边疆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的师资引进、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等问题。他提出，应进一步明确国际新闻传播方向的核心课程标准，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推进适合边疆高校教学实际的教材和课程资源建设。
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邓天奇副教授提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不能把不同国家和受众视为同质整体。精准传播首先要回答“面向哪个国家、当地社会关心什么、具体受众是谁”等问题，在中国经验与对象国现实需求之间建立连接。边疆地区的传播优势不仅体现在地理距离，更体现在长期经贸、教育、旅游和人员往来形成的“关系距离”。国际传播应由笼统区域认知走向具体国别研究，由单向表达走向双向连接，由单一媒体渠道走向多层次关系网络。
三个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数智时代边疆视域下的理论资源与范式反思、边疆地区的多元主体与在地实践、边疆国际传播的话语策略与效果评估展开研讨，参会论文集中展示了相关研究的新进展。
与会青年学者将研究视线投向中缅边境日常短视频的非意图性跨境流动、国门媒体对缅传播、AI下乡背景下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乡村运营主体参与边疆传播、境外来访者接入城市资源等具体场景。相关研究表明，边疆国际传播不仅发生在专业媒体和对外传播机构中，也嵌入边民交往、跨境贸易、城乡流动、公共服务和数字平台等日常实践。与会评议专家认为，边疆研究应进一步深入田野、凝练问题，处理好概念创新与经验材料、理论解释与实践关切之间的关系。
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携手构建数智时代边疆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发布。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22所新闻传播院系共同发起。
倡议指出，边疆国际传播既是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增长点。边疆地区兼具地缘毗邻、族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连等特点，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重要通道，也是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相关研究应立足边疆、面向周边、联通世界，充分发挥边疆地区“内联外通”的区位优势，面向周边国家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特点和国际视野的学术体系，使边疆国际传播研究成为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战略、促进周边民心相通的重要学术力量。
倡议提出，应进一步深化边疆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边疆国际传播兼具区域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与边疆治理等多重属性，当前相关研究仍存在概念使用尚未统一、理论资源有待整合、研究范式尚未定型等问题。为此，需要厘清边疆国际传播与周边传播、区域国别传播、跨境传播等相邻概念的关联与差异，系统梳理相关理论资源，充分吸收新闻传播学、区域国别学、边疆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成果。倡议鼓励研究者扎根中国边疆实践，从跨境交往、口岸流动、边境社会和多民族文化交流中提炼原创概念与理论命题，形成兼具经验解释力、规范性与国际对话能力的边疆国际传播学术话语。
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倡议提出，应推动边疆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与方法创新。算法推荐、大语言模型、跨境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等新技术、新应用，正在改变边疆国际传播的主体结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和效果评估方式，既为边疆地区跨越地理阻隔、连接周边受众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带来算法偏见、平台依赖、认知操纵和数据安全等风险。相关研究应关注数智技术对边疆国际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和效果的影响，探索人机协同、智能传播、计算传播等新范式在边疆场景中的应用，推动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和计算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应重视数智技术在边境地区信息治理和周边舆情监测中的应用，加强技术伦理与传播伦理研究，提升边疆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风险意识。
倡议强调，边疆国际传播不是单一主体开展的对外传播活动，而是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边境地区媒体、口岸、跨境电商、返乡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字游民和跨境婚姻家庭等主体，正在通过跨境贸易、文化交往、平台使用和日常生活参与国际传播。研究者应深入边疆田野、扎根基层社会，开展扎实的质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考察不同主体的传播实践及其互动机制，从鲜活具体的边疆经验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还应重视边疆国际传播的情感维度与日常实践，关注跨境传播行为对周边社会认知、情感联结和民心相通产生的长期累积效应，为全球国际传播研究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倡议提出，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战略任务。面对国际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应加强区域国别精准传播研究，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舆论特征和受众需求，持续关注涉边疆议题的国际舆论态势，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果与话语能力的有效路径。边疆国际传播还应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和边疆治理深度融合，形成“传播、治理、发展”的协同效应，为优化国家对外传播体系、提升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学术支撑与决策参考。
倡议呼吁，以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和论坛为平台，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与协同研究机制，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论文工作坊和田野调查，促进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与实务部门之间的深度合作，推动产学研用相互衔接。联盟还将加强边疆高校新闻院系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推动东部高校与边疆高校在师资、课程、平台和研究资源等方面开展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学术机构的对话交流。鉴于相关研究涉及民族、宗教、边境和安全等复杂议题，研究者还应坚守学术伦理与规范，尊重文化差异和在地经验，避免简单化、标签化和本质化叙事，在平等对话和知识共建中形成负责任、有温度、可持续的学术生态，共同推动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走向纵深。
谢耘耕表示，本次论坛集中呈现了边疆国际传播研究的四个发展趋势：研究重心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研究组织正在从分散走向协同，知识生产正在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建构，研究视野正在从传统传播走向数智转型。他表示，《新媒体与社会》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边疆国际传播研究，通过专题策划、专栏组织、论文工作坊等形式搭建学术平台，优先刊发相关优秀成果、支持青年学者成长，推动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合作。他勉励青年学者保持对学术的热忱、对田野的敬畏、对理论的追求和对时代的关切，从边疆实践中提出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学术问题，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贡献力量。